北京鼠族地下浮生记高房租把他们打回地下

2019-08-24 00:24:49 来源: 许昌信息港

北京鼠族地下浮生记:高房租把他们打回地下

如果没有地下室,鼠族的青春和未来就可能无处安放

五月的一天早上,王名接到了居委会打来的,要求迅速清理他用来经营旅馆的地下室,并上报进展。

此前一天,北京市法制办公布了《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(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)》。根据《征求意见稿》,北京市非居住用途的普通地下室将被禁止出租、开办旅店、幼儿园、医院等,否则由建设(房屋)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,并可对从事经营活动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一下罚款

都去开了两次会了,我们是极力反对拆除,如果没有地下室,这些租客们住哪去。王名抱怨道。

这里本是北京的一处人防工程,但随着北京房价的高攀,和庞大流动人口的增加,很多外来人员因低廉的价格而选择了租住在这种改造后的地下居所,成为被称作鼠族的地下租客。

秘密巢穴内的无隐私生活

在北京这个大楼林立的森林,我们像老鼠一样住在这样那样的地下秘密巢穴一位北漂曾如此写到。

类似在北京这样的地下室里的房间有多有少,多的地方可达上百间,少则十几间。就拿王名经营的双井百环5号楼的地下空间为例,这里有40多个房间。走在里面,像进入迷宫一样,左拐右拐,才能走到底,两边房间都有各自的编号。每间小小的门里面,就是一户人家,就有一段故事。

地下室的房间大小不一,有的十几平米,有的只有几平米。

地下室的隔断是用木头或铁皮做成,敲一敲,发出清脆的声音。隔壁邻居住的是什么人,做什么工作,从他们的交谈可以很清楚地判断,在地下室,邻居间没有隐私。

不过,人员流动很快,还没来得及问候一声,说不定隔壁住的人就搬走了,明天就有新人搬进来,租期有长有短,只要你提前和老板谈好就行。租金嘛,从两三百到七八百不等。

地下室住着各种人,有来自全国各地怀揣梦想的大学毕业生,有进京务工的农民工,他们是街边的小商贩、超市的营业员、工地的建筑工,还有短住的旅行者、寻医问药的病患家庭。

总之,因为许多原因,他们聚集到一起,就成为暂时的同类人,没有谁会比谁清高,没有谁会比谁低等。

地下室一年四季从早到晚都亮着灯。每天早上,闹钟把沉睡中的人们催醒,一天的忙碌开始了,大伙挤在水池边排队刷牙洗脸。

清早的喧闹过后,谋生的人们陆续离开,日光灯下的过道显得空荡荡,只有监控室里的电视还在响,阿姨们在打扫着走廊,偶尔,有人穿着睡衣拖鞋嗒嗒跑出来上厕所,然后又飞快地溜进自己的房间。

每天晚上8点左右,是地下室热闹的时候,谋生的人都陆续回来,洗澡的洗澡、洗衣服的洗衣服,挤在这个不大的水池旁。一些人还在房间吃饭泡面,走道里充斥着饭菜的味道。

一些大学毕业生的人生阶段

这里住的多的还是大学毕业生。因为住地下室需要登记身份证,王名发现租客身份证很多都印着大学的集体宿舍。

王雷就是其一。2010年,从南京某大学广告专业毕业的王雷漂到北京。初,王雷在南三环附近租了一间公寓。但每月700多的房租让他无法承担,当时正在实习的他每月薪水才1千多快钱,房租就占了大半,生活几度出现窘境,而且北京的房租也在涨。为了克服这些困难,转入地下是王雷当时的选择,他的房租也立即缩减到薪水的三分之一,刚搬进地下室的时候我还是挺兴奋,至少摆脱了工作了仍然需要家里的贴补的尴尬状态。

不过,王雷很快发现这间格子大的地下室存在种种问题:放在房间里的烟抽起来异常吃力、桌子上的书角都开始打卷、被子开始变得潮湿、电脑屏幕都有了水气太重的潮气让晚上的睡眠质量降低,因为身体总是感觉有些黏,常常感觉到腰疼。夜晚时分能很清晰地听闻到隔壁的种种声音。

王雷打算工资涨到3000元时就离开

,但是,他不知何时会涨工资,也不知那时能否还找到700元的房间。

和王雷同一年毕业的李峰也在这个地下室住。一间6平米的小房间,摆着一张床,一张桌子,剩下已没有多少空间。大部分时间,李峰或坐或躺在床上,电脑是他与外界联系的纽带,虽然几个房间共用一根线,有时速慢,但至少能上。

李峰说难受的是早晨,每天早上,当李峰从沉睡中醒来时,在周围一片漆黑中,地下室的灯光会显得格外刺眼,到了地面,外面的阳光会让他再一次造成短暂的视觉障碍,没有什么过度,与外界的反差太大了,眼睛有时睁不开。

我当然希望住到地上,但现在无力承担这么贵的房租。李峰说。他其实很讨厌每天从地上回到地下,现在他会选择在附近的肯德基看书。不过,当这些店要关门时,他还是要回到地下,至少这里是他的休憩之所。李峰决定住完这个月就离开地下室,因为工作开始稳定,月收入能够达到4000多元。

打持久战的坚守者

不过,也有的人选择在地下室打持久战。山东聊城的谢建良在地下室已经住了快两年,目前他并没有逃离的想法。

2009年7月,山东农业大学毕业的谢建良揣着1千多元钱来闯北京。在金台里的地下室,谢建良租了一个三人间的地下室,每个床铺290元,在精打细算中开始了他的工作历程。

谢建良的份工作是行业站的,这与他的专业工商管理有些搭不上边。可能心态不好,我干完一个月就辞职了。

谢建良的第二份工作是图书,主要工作内容是校稿,出版社承诺一个月校80万字给谢建良4千元。谢建良希望能够借此搬离地下室。但没想到,出版社许诺的兑现的差距太大,一个正式员工能拿到3千就算不错的,见习人员有时拿到手的只有1千多块钱,工资水平很低。

谢建良又一次辞职,搬离地下室的想法也因此落空,此后他又不断地面试、换工作,但没有换的就是这个地下室。

去年10月,谢建良应聘到一家广告公司当项目策划,月平均工资达到4000元以上。

可生活渐渐宽裕的谢建良,此时却放弃了搬离地下室的想法,地下室挺好,冬暖夏凉,我去过朋友住的高楼,很热,又用不起空调。

高房租把他们打回地下

与此同时,北京飞涨的房租还把一些人从地面打回地下。

张海华就是如此,6月3日,儿童节刚过,西坝河南里一栋居民楼,18平米左右的半地下室,张海华一家三口从不远的太阳宫楼房搬至这间鼠居。而这间地下室对面的房间,正是六年前老张家一家人落脚的地方。老张的妻子宝大姐还清楚地记得,2003年底非典猖獗时,他们夫妇带着孩子在那一住两年,只不过那时她没想到,在搬离6年之后,他们一家又要再度回到这个地方。

1996年,因为打工的工厂倒闭,张海华和妻子宝大姐来到京城,开始了十几年的北漂生活。当时,老张23岁,宝大姐22岁。刚开始,夫妻俩在中国林业大学内的一家印刷厂上班。积累了一些经验之后,夫妻俩出来单干,开始接收一些小型的印刷事务。3年后,收入趋于稳定的夫妻两要了孩子。这段时间,他们一直居住在朝阳区的关西庄,一间12平米左右的平房,房租每月只需三四百元,直至2003年房屋拆迁。

孩子越来越大,收入也逐渐好转。2005年,张海华和朋友合租了太阳宫的一套大两居,当时是3200元/月。随着时间疯涨的,还有北京的房价和房租。几年的时间中,这套房子的月租从3200元涨至4000元。今年5月,房子租期到了,房主突然要大幅度提高租金,从4000元一月直接涨至7000元一月。老张一家顿时傻眼了,这意味着若要续租,则每个月房租支出几乎要翻一番。整个家庭月收入也不超过1万的老张一家,面对占比接近40%的房租无比惆怅。

房租、吃饭、孩子上学,家里其他花费,哪样不要钱,每个月赚的钱根本攒不了!这笔账算下来,老张决定带着一家子重返地下,每个月不到800元的房租、水费、电费、宽带支出,这样可以省下不少。

得知北京要清理地下室的消息,老张有些担忧,不住在这里能去哪儿,等到必须搬走的时候再说吧。按照现在的房租价位,搬到上面住根本不现实,只能找更远的郊区平房,或许换做蚁族?

地下室问题需要综合治理

无论是逃离的、坚守的,还是再次轮回的鼠族,都不否认地下室在他(她)们人生中的重要地位,如果没有地下室,他(她)们的青春和未来就可能无处安放。

但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去年12月1日发布《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》禁止群租后,有关部门计划在五年以后大部分鼠族将从人防工程撤离,自此,租不起更买不起的鼠族真的面临着无处安置的局面,而今年的《征求意见稿》的出台又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。

《蚁族》一书作者、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思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,为鼠族提供保障房是一个方法,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准备,不如先给地下室治理确定一个长一点的过渡时间,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考虑实际情况,不一刀切,制定过渡期,这样才是一个以人为本的政策。

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也曾在他的博文《面子与抹子》中提到:消灭蚁族和鼠族,根本的办法是改善就业,以及多建廉租房(对这些没有户口的人开放)。

把蚁穴和鼠穴给拆了禁了,等于是抹子抹平了一切。张鸣写道:用抹子抹平,不是想解决问题,而是使问题恶化。改善不了就业,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住,他们也得生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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